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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战斗—各得1分，都战死或一方战死一方存活（意义一样）。

当洛克说：自然自由是在自然状态下，不受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Ⅱ, 22）。欲望是人心对一种不存在的好事所感的一种不安。

这个基础就是洛克的观念论。（EC, 4.12.4）根据洛克对解证性道德知识的分析，社会普遍一致达成的道德的性质就很清楚了。自然法似乎既是人本身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外在的律法。但是这个公共身份很可能被宗派化，自然法的执行权很容易变为意见法的执行权。或者说它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不涉及社会属性。

这一任务的完成依赖于洛克对自由的说明。{21}前注{9}，Myers, Peter C书，第113页。看不得混沌的结果，也许会让人在开窍得道的同时，倏忽间一命呜呼：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14}至于以法律规则筛选情理，还是以法律程序过滤情理，不过是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不同路径。因而法治政府的基本使命，就是依法行政，严守法定职责，预防和约束权力对权利的侵犯。{32}虽然很少这样的自明自觉，但是大多数法律学者和法学教师都义无反顾地成为了这一文化统治关系的实施者和辩护者。这正如钱是脏的，因为钱要经过人手，就难免沾染人手上带着的污秽和病菌。

而在唐福珍家人和网帖的描述中，则是女企业家唐福珍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在楼顶天台自焚。以为法律理所当然要高于情理，法治不可避免要代替人情，也只能是诉诸毫无根据的信仰与愿望，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与根据。

法律规定的，不一定非得照办，劣质食品、违章建筑和矿难事故，总是夹杂着官员的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可是真正追究起来，往往不过是平级调用。以情为本，以理节情，情理交融，这就是李先生所概括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本体。主人公秋菊为了向踢伤和侮辱自己的丈夫的村长讨一个说法，不淫于小恩小惠和金钱赔偿，不移于山路崎岖和经历辛酸，不屈于官官相护和法律威严，从村委会、乡司法所一直告到了市公安局和中级法院，秉承的只有一个信念：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是法律作为权力行使的唯一依据，还是必须对具体情势中的人情、民情和社情、国情给予考虑。

只是，这不仅仅是法律的逻辑实践，而且有情理的实践逻辑。……梁漱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弟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钱穆说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正同一个美国人需要认真对待权利，{49}一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对待情理。

薛爱娟：《秋菊打官司》案引发的思考，《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Ju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1979.{13}参见谢晖：法治、大国意识与中国法学的路向，《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

从这一理念出发，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之处，是我们所能企及的全部归宿和无可逃避的最终命运。

不论是法还是情，都意味着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所依据：即使国家权力拥有军队、警察和监狱这样的暴力工具，也不能仅仅依靠暴力。二十年前《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而启动法治进程之时，电影《秋菊打官司》借助民告官这一当时法治的主流意象，也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思。{3}彭宇案的判决书一再诉诸常理常情：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虽然难懂，这里依然有实践的内在逻辑。所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嘴上说的都是法律，实际循的却多是情理。冰灾里累死在救灾现场的官员，汶川映秀的那些震中跳伞的人民子弟兵，都不是因为法律的明文规定，不是因为要严格依法办事，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但是如今，我终于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对那个违背礼法树塞门、有反估的管仲（《论语·八佾》）， {44}连口称颂其大仁不已（《论语·宪问》）。这个理当然不是影片中严局长、吴律师和两审法官给秋菊一时灌输的法理，而是她长久信奉的情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和逐步完善，{6}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无法可依之外，权力滥用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有法不依。{30}那不是因为法治本身不够纯洁，而是法治所处理的仍然是政治问题。

二、情法矛盾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当下的法治困境究竟根源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又在何方。【摘要】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一旦法治进程遇到阻碍，就只能将之归结为法治尚未完成这样的循环论证，乃至法治是普世价值这样的终极信仰。

对美好目标的一腔热情，未必能够望梅止渴，很可能是夸父追日这样一种情理的司法认知，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理性人假定乃至恶人假定：人是自私的动物，因此素不相识的人不会互相帮助（好心相扶），更不会帮忙帮到底（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

{32}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载《读书》2009年8月。因此，也许不难理解，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揭晓之际，{5}令整个社会为之震动的却是因为两份彭宇案司法判决引发的道德忧患，和基于道德忧患产生的法治怀疑。

专制政体必然短命，因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在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正是因为抱有对法治理想的审慎迟疑和对改革后果的忧患意识，哪怕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也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正如钱是脏的，因为钱要经过人手，就难免沾染人手上带着的污秽和病菌。{35}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69。一旦形成这一信仰，对中国自身传统文明的文化和制度，也就必然形成不同的观感，甚至不假思索地归结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人情也好，民情也好，社情也好，国情也好，要点都不在于法制所重的规则和程序，而在于具体情境格局和特定情感关系中的情理。

参见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文，http://news. cnty. cn/china/20110310/102525.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7月21日。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

情法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论是法大于情导致的道德困境，还是情大于法蕴含的腐败难题，恰恰是法治进程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现实处境。{36}在很多法律学者看来，按照法治这一新型的治理模式，村长和秋菊的矛盾，一来本该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解决。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一系列彭宇案引发的关于好人没好报、老人倒了你别扶的伦理谴责。{14}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页16、35-37、 59{15}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页56。